――论“金砖四国”发展战略中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摘要]20世纪后期，在全球化加速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大国通过加速追赶发展，步入稳健崛起轨道，并成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趋势。“金砖四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虽然“金砖四国”的赶超战略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这种发展模式有明显的超前性和国家强制性，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因而在继续赶超中日益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也成为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重大战略问题。仔细分析“金砖四国”追赶式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还能为中国更好地实施科学发展战略和成功崛起提供有益启示。

　　（中经评论·北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全局性、长远性纲领。而所谓赶超战略（Forging Ahead Strategy），则是指通过发挥国家动员资源能力，突破资金稀缺瓶颈、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施进口替代，使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实现低起点飞跃，迅速追赶甚至超越先发国家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金砖四国”实施的赶超发展战略取得明显成效，加速追赶势头良好。但是研究表明，其赶超发展战略模式及其实施保障、绩效与可持续性等方面均存在软肋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使“金砖四国”的持续赶超和崛起面临着新的挑战。
　　
　　偏重追赶速度，忽视发展质量
　　
　　“金砖四国”为了迅速消除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在提出并实施赶超发展战略前提下，将提高增长速度作为赶超的基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重视度相对较弱。如中国为获得高增长，过度偏好重化工业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展开一轮又一轮的“短平快”政绩工程项目，低端化重复恶性竞争突出，虽然GDP速度、规模上去了，但留下能耗高、结构扭曲、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严重后遗症。而俄罗斯为了实现高增长，也置迫切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于一旁，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多采快出，投资均往能源行业跑，高新部门成弃儿；而在国际能源行情低迷之时，出口、财政收入双降，又使得支持新兴行业优先发展目标成画饼，无法摆脱经济单一化和“资源诅咒”厄运。
　　
　　因此，笔者认为，在新时期，适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从要素投入依靠转向技术进步依靠，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驱动转向投资、消费与出口协调驱动，从依靠传统工业驱动转向现代农业、现代工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力驱动，对于“金砖四国”增强持续赶超发展动力意义重大。
　　
　　经济增长动力不合理，转变发展模式约束多
　　
　　“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而非技术进步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约20%~40%，远低于发达国家70%多的平均水平。高投资率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主要经济增长动力。
　　
　　举例来说，2008年中国高新产品出口占比虽然达到40%以上，但多半是由外资企业或者利用外国技术贴牌加工生产出口的。中国通过加快工业化努力打造“世界工厂”，但其竞争力主要来自要素廉价而非质量提高与技术创新，在国际100个著名品牌中“金砖四国”没有一个。2004年中国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92%的49个主要国家中科技创新能力仅排名第24位。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科技进步滑坡严重，如信息技术产业在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5.3%，高新产品出口占比不足1%（2005年），而同期发达国家同一占比超过30%。“金砖四国”要转移到创新驱动型轨道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传统型工业发展带动增长的惯性强、转变增长方式理念共识形成难、人才资金短缺、技术鸿沟巨大、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和打压、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研发成果转化率约束大、技术引进依赖性强、自主高新产品市场需求培育与支撑乏力等。
　　
　　除此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四国”劳动生产率较低。理论上看，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技能培训、专业分工组织管理方法和劳动者敬业精神等多方面的综合结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金砖四国”除俄罗斯外，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均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如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7年，印度则不到6年，只有发达国家平均15年以上的水平的一半。“金砖四国”生产组织管理、专业培训等也非常落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受到理念、资金、基础设施、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中国、印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努力面临巨大的低素质人口就业压力。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与培育专门人才面临资金短缺、人才成长环境较差的约束。“金砖四国”的人才“奶牛现象”（人才培养在国内，使用在境外的现象）严重，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流失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与工程师超过50万人以上，每年还有大量留学生出国和学成不归。
　　
　　能耗与排放较高，发展低碳经济瓶颈多
　　
　　“金砖四国”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偏高。如2008年，“金砖四国”（除巴西外）单位GDP钢铁消耗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7倍，1.7吨/万美元，印度、俄罗斯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和2.7倍，巴西为0.93倍）。同时，“金砖四国”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25%上升到2008年的33%，远高于2008年其GDP世界占比（14.6%）。其中，中国、俄罗斯、印度碳排放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继续通过节减或转移污染治理成本谋求短期高增长的空间迅速收缩。因此，“金砖四国”的节能减排任务都十分繁重。而推进节能减排、提高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解决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大量推广运用新技术，必然带来的增加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职工培训，发展成本提高、增长速度下降等一系列矛盾。
　　
　　对外依赖较高，外部冲击加剧
　　
　　过去多年，“金砖四国”相继奉行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红利政策，在吸引外资、技术，扩大出口、增加资源供给等方面成就斐然，经济对外开放度明显提高。但同时，对外经济依赖度特别是对发达经济的依赖度也显著提高，如2008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对美日欧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3.5%、59.7%、37.6%和51.2%，远高于同期“金砖四国”间的出口贸易（巴西为11.2%，俄罗斯为6.1%，印度为7.9%，中国为5.8%）。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对“金砖四国”出口均造成了较大冲击，如俄罗斯2009年出口同比下降49%，中国下降14%，印度和巴西也出现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下挫的重要因素。同时，四国金融与投资机构购买美国“毒”资产损失不小，如中国仅68家央企在境外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就出现了114.0亿元的净浮亏（截至2008年10月底）。四国外汇储备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约40%，但60%左右以美元储存，四国还拥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元贬值导致四国财富的直接损失。
　　
　　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各国纷纷采取抵制进口货的措施来促进内需，稳定经济，如美国出台购买本国货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印等制造业发展造成很大威胁。此外，西方国家还对“金砖四国”等实施投资限制、技术封锁，特别是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抵制与封锁更为突出，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国还遭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挑战――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后发劣势明显，跨越发展鸿沟难度大
　　
　　按照2009年2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网站世界各国GDP数据，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分别居全球经济第3、8、10、12位，从总量而言，美国领先地位至少还要保持二、三十年，而人均水平的差距更大。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金砖四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超速追赶。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强大的技术进步驱动下，也在稳步高质量发展，其发展可持续性更高。近年来，“金砖四国”由于自主技术创新缓慢，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继续在扩大，跟随与依赖发展的后发劣势突出。
　　
　　同时，“金砖四国”高速增长持续性较低，因为，第一，“金砖四国”进入成熟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第二，增长基数的不断扩大，将使增长率放缓；第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要素追加的潜力约束不断收紧。“金砖四国”依靠禀赋要素供给驱动的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迄今为止“金砖四国”先污染后治理、压低当期环境成本、进行成本代际转移的增长潜力因环境容量有限而逐渐缩小，所受到的国际压力也不断增大。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基础四国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
　　
　　增长保障体制不够完善，深化改革需要大胆创新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是一国经济稳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供给不完备将威胁其持续赶超发展战略的成功。“金砖四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缺乏持续增长的有力体制机制支撑。如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排名，2010年度179个国家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金砖四国”排名均在110名之后，属于“不太自由经济体”，而且除印度外，中国、俄罗斯、巴西均比2006年的排名下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金砖四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但是，四国要消除体制积弊，创新发展机制，又受到很多阻碍，如旧有体制根深蒂固、政府改革决心和动力不足、改革涉及的利益盘根错节、社会整体改革共识难以形成、权贵结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等，使体制创新与成长发力举步维艰。
　　
　　作者建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新的条件下，依据发展总目标与内外环境变化，适时校正发展战略、提高战略执行力和绩效，将对四国未来赶超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此，笔者有如下建议和思考：
　　
　　■ 依据发展目标、内外条件和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和创新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内部条件与外在环境变化情境下，需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及战略重心。就“金砖四国”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需要将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体系的全面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创新竞争优势培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并将战略重点适时调整优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大国的后发优势，加速实现赶超与崛起。
　　
　　■ 改善政府善治，提高战略执行力。
　　
　　正确的战略并不意味着战略的成功，成功的战略依赖成功的执行。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执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行政机构和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清廉度、透明度和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市场关系，即加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促进公平竞争方面的作用。
　　
　　■ 借鉴国外发展战略成功经验，提高自身发展战略绩效
　　
　　“金砖四国”国情各不相同，追赶式发展战略和模式也特色各异，但并不排斥诸多共同点。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经济金融的冲击凸显了其发展战略中的软肋，在反危机一揽子重大政策中，这些国家也深刻反思了以往的发展战略并作出了适当调整，将推进技术创新、优先发展新兴部门、加快结构调整作为走出危机、持续快速发展的战略重心，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动向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借助“金砖四国”峰会、部长会晤等机制加强发展战略磋商、协调和合作，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发展战略成功率，实现战略互利共赢。（中国经济导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跃勤）